惊悉桂诗春先生逝世，悲痛至极。先生的不幸早逝是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巨大损失。我和诗春先生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入学并在1954年毕业的大学生，但在不同场合，我一直把诗春先生看作学长，因为诗春先生毕竟长我3岁，更主要的是他在各方面成绩斐然，是我的楷模。

首先，诗春先生在教学、科研和院系管理方面全面发展。因此，1984年诗春先生被国家人事局授予“有突出贡献国家级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

诗春先生之所以能在上述三个方面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得益于他在求学期间和作为教员期间在语言（学）和文学两个方面打下扎实的基础。先生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回答了语言学习和语言学理论的重要性。他认为“作家的作品既是艺术的创作，也是一篇语言教材。语言学家对文学作品语言的分析，不能离开作家的心绪、感受和他所创造的形象。同样，文艺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分析，不能离开作家所使用的语言。”

诗春先生以敏锐的眼光关注许多新兴学科的发展。他总是扮演领跑者的角色，不愧为先知先觉者，对我国外语界的学科研究起到推动作用。另一点值得称道的是诗春先生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为语言学而语言学。他总是融合新兴学科讨论语言学理论的问题。这具体表现在他1978年至今的文章中至少有20多篇的内容涉及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言测试和计算机语料库。

诗春先生是如何处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呢？就应用语言学来说，他认为该项研究有广阔天地, 如国人学外语和外国人学汉语的许多变量和参数至今还是个空白点；应强调以过程为中心，用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技术来解决各种应用语言学课题。再具体说，除教学大纲和教学法外，诗春先生1982年便是我国教育部“英语水平测试”（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EPT）命题小组的负责人，为测量和评估我国学生，特别是派遣到说英语国家的访问学者和研究生的英语水平提供了选拔依据。在EPT 的影响下，国家人事部和外国专家局相继出台了“出国人员测试”和“中国国际化人才外语考试”（Business Foreign Language Test, BFT）。在某种意义上，它也为日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积累了经验。

当我们回顾和评估中国外语教育时，诗春先生的可敬之处在于他能亮出自己的观点，能从语言规范的高度和投入产出效益的比较提出自己意见，那就是学得早并不总是学得好。在这个基础上，诗春先生提出要树立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态度。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几个教学大纲都以时尚的交际教学法为纲。诗春先生敢于指出交际教学法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交际法”教学在入门阶段还可以，但到中级、高级阶段效果就不那么明显了。80年代后期，社会上出现了外语只是工具，不是专业的言论。他指出：“人才的培育周期性很长，人才的培养要减少盲目性，须加强科学的预测性，而不是看一、两年需要。”在一部分领导和教师鼓吹“外语+专业”的道路时，即否定外语教学的学科性，诗春先生冷静地指出“我们容易把职业和专业混为一谈。专业是一种学科体系，我们国家也制订了学科目录，有一、二、三级学科。学科有一支专业队伍支持，有不同层次学位。有基础性和应用性的学科。”

诗春先生在退休前后还做了一件功德无量之事。若干年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整理专业目录时，曾试图将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取消，合并到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中。这样做便不能区分中文学科和外语学科的不同需要和重点。诗春先生勇于直言，使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得以保留。

最后，诗春先生那种老骥伏枥，退而不休的精神对我是最大的鞭策和鼓舞。近一两年，我为商务印书馆主持《应用语言学年度评论》的导读编写任务时不时得到他的指导。

诗春先生，您走了，但我会永远铭记您的教诲和精神！

                          胡壮麟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2017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