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昨天清晨惊闻噩耗到现在，我一直恍恍惚惚，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遍又一遍地看着母校的老师、同门发来的信息，泪眼模糊，有一种天塌了的感觉。

记得去年10月25日去母校参加一个评审会，会前去老师家小坐，老师见我的第一句话是“小何，我要搬家了。”他随后拉着我在沙发上坐下，拿起他的iPad，给我看他新家的照片，“这是卧室、这是卫生间……”，还给我看了新家的一些相关资料，我用手机拍下一张照片，那是一张名片，上面有老师新家的地址，想着这是我以后去广州时必去的一个地方。不曾想这竟是我见老师的最后一面，去老师的新家也成了我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

正式成为老师的弟子是1995年的秋天，在那之前老师在我心中是一座山，一座遥不可及的山，以至于八十年代后期老师有一次到浙大讲学，在去往教室的路上，我远远地跟在老师的身后，不敢靠近，不敢超越，老师在浙大的几天里，我竟然未敢跟老师说一句话，那是一种敬畏，不可名状的敬畏。1995年，带着对老师的无限崇敬，我斗胆报考了广外，并幸运地被老师收入门下，欣喜与惶恐陪伴了我此后的二十多年。欣喜的是我成了“桂先生的弟子”，这些年来我一直被这层光环笼罩着；惶恐的是怕自己的无能与无为辱没了老师的英名。我相信这种欣喜与惶恐将会陪伴我一生。

被老师收为门徒后的二十多年里，感动与感激是我的词库中最高频的两个词。由于当时浙大只同意我脱产一年，我三年的博士阶段学习真正在广外完整度过的只有一年，在一年中要修读所有的博士课程，完成博士论文开题，难度可想而知。这一年中，我已记不清多少次虔诚地跟着老师从教学楼走回他家，走进他那个温馨的书房。路上谈到的选题或者问题，他一进书房就会十分精准地从书柜中取出一本书，让我带回去看。我永远都无法知道老师那里到底有多少书、多少资料，但我清楚地知道，老师一定有我需要的书和资料。1996年6月，我博士论文开题的关键时刻，师母因病入院，老师要去医院探望。担心延误我的开题，老师约我跟他一起去医院，跟我谈了一路，我的博士论文整个框架也就在那一次的探望过程中确定了下来。回到浙大做博士论文的两年间，我每学期会去广外一两次，其他时间则主要通过邮件联系。知道老师忙，我总是在被某一个问题卡住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才向老师求救，而老师总是会在第一时间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博士论文定稿之后，是老师帮我选择了1998年6月18日，一个中国文化里十分吉利的日子，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日，我如期毕业，获得了博士学位。博士学习结束了，可是博士期间对老师产生的那种依赖并未随着博士阶段的结束而终止。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就像一个未断奶的孩子，每每遇到困难，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老师，想从老师那里寻求帮助，老师从来不曾让我失望。在我的眼里，老师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的资源库，每隔一段时间，我就需要从这个资源库里汲取养分，获得灵感，让我的生命得以延续。

2015年4月在得知我要承担“外语能力测评体系建设”项目的一个子项目研究任务时，老师发来了邮件，“知道你要被借调到教育部，到那里有很多复杂的人事关系要协调。以你的能力和才干，我相信是能够处理好的，”并给我分两批发来了很多相关资料。

老师在世，如师如父；老师离世，痛彻心扉。如今，项目还在进行中，我还有那么多的问题要向老师请教，我该怎么办？我的天塌了……

何莲珍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2017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