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老师西去了！离别，来得这样猝不及防；伤痛，来得这般肝肠寸断。

桂老师的离去让外语界学人们倍感惋惜，因为大家失去了一位指点江山的开拓者，运筹帷幄的领航者；我身边的同事与朋友们仍难以相信桂老师真的驾鹤去了，因为我们再也不能坐在他老人家身旁，听他老人家侃侃而谈，揭示语言的奥妙，讲述人生的趣闻；再也没有机会与他一起饮茶、吃他最喜欢的银记肠粉。尽管如此，一切皆历历在目。忆当年，中流砥柱耀杏坛；值此日，星沉月落尽哀音。作为桂老师的昔日学子，我也怀着无尽的追思。

1990年，我有幸考上了广州外国语学院（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更有幸的是有机会聆听了桂老师讲授的“应用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两门讲课。90年代初，国内的语言学图书资料十分难得，英文原版图书更少，作为学生，我们都很好奇为什么桂老师讲课的信息量那么大，能提供那么丰富的资料，他总是带给大家充实的内容和前沿的话题。作为初踏学术之路的年轻学子，我不由对桂老师心生崇拜。

1997年起，我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攻读语用学方向的博士学位，期间桂老师给我们讲授“高级统计学”。我记得，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多位同学对统计学并不太擅长，难以按照桂老师的要求熟练掌握，经常会遇到各种困难，但每次桂老师都耐心讲解和演示，并反复强调，无论多大困难大家都应该掌握好现代的统计工具和研究方法。当时桂老师已近70岁高龄了，他通过自己摸索，掌握并精通了那么多的统计方法与运用原理，而且每次讲解统计软件和方法时都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可见桂老师对新事物新信息的追索与“发烧”。为此，我们十分佩服桂老师的学术精神。作为开始探索语言研究的年轻老师，不由为他的学术精神所感化。

2000年6月，我成为了广外的教师，并于2001年9月进入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做专职研究员，与桂老师成为了同事。这让我感到很荣幸，但同时又感到很忐忑。因与桂老师、何自然老师、钱冠连老师等一批著名学者在一起工作，实在难以自信，处处谨小慎微，然而在随后的工作接触和日常交流中，我逐渐感受到了桂老师和其他前辈学者的关爱与谦和，亦师亦友，总能感受到他对后学的勉励和提携。同时，桂老师还一如既往地以身作则，数十年如一日，求索不倦，不断推出新的作品，在学术上引领着大家，时常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的建设与发展提出高瞻远瞩的谋略。作为广外大家庭的一份子，不由对他的关爱与帮助心存感激。

2010年6月，我从美国结束“富布莱特学者”访学回到研究中心后，接任了《现代外语》的主编工作，这对我来讲是十分具有挑战性的重任。为此，我拜见了桂老师，他详细讲述了《现代外语》的来历，在1978年下半年他与王宗炎先生创办了《现代外语》，并出版了第一期。据桂老师讲，《现代外语》的名称是他首先提出来，王宗炎先生同意后采用的，为什么采用这个名称呢，王宗炎先生大致讲了类似这样一段话，“现代英语可以从16世纪算起，我们的‘现代外语’也可以覆盖很长的一段时期”。作为《现代外语》的创始人之一，桂老师还从办刊原则、选稿标准、开拓创新等方面，给予了我很多真切的建议，最后还反复叮嘱说“如果我的稿件不达标，也直接退稿”，桂老师的宽宏胸怀是对编辑部工作的最大支持，对主编工作来说，这犹如一把尚方宝剑。不仅如此，他还为《现代外语》撰写了可读性很强的稿件，如《面向交际的外语教学》、《我国英语教育的再思考——理论篇》、《我国英语教育的再思考——实践篇》等，表达了对我国外语教学和外语教育诸多现实问题的忧心与牵挂。我作为期刊的负责人，不由为桂老师的博大胸襟、深切的现实关怀精神所折服。

如此的点点滴滴，已成追忆。未了的情缘，定将永存永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