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9日上午，加拿大温莎大学推理、论证与修辞研究中心主任 Christopher W. Tindale 教授应我中心邀请，作题为“Rethinking Reason”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鞠实儿教授主持，中心主任赵晨教授致辞，徐海教授、熊涛教授、袁传有教授、张艺琼教授等以及来自中山大学、南开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的众多校内外师生参与了本次学术交流。

讲座伊始，Tindale 教授直截了当地指出：论证虽然是全人类普遍存在的社会活动，但我们对“什么是论证”的理解，却往往受制于自身的文化背景。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习惯于将基于命题、演绎三段论的逻辑模式视为具有普适性的“唯一真理”，这种做法实际上忽视了全球各地区丰富多样的文化体验。

为了阐明这一观点，Tindale 教授引入了人类学中经典的“主位（Emic）与客位（Etic）”视角。他强调，过去的研究多采用“客位”视角，即用西方固有的逻辑框架去粗暴地裁剪和评价其他文化的话语体系。真正的跨文化研究必须转向“主位”视角，即深入文化内部，用该文化自身的价值体系和概念去理解其论证实践。同时，基于学者Daniel O'Keefe的区分，他批评了西方逻辑学过度迷恋作为结果的静态论证（Argument 1），而忽视了真实的、充满人际争议与情境互动的过程性论证（Argument 2）。他犀利地指出，即便是Stephen Toulmin提出的一种相对灵活的非形式逻辑模型，本质上也依然深植于西方的法理学传统中，无法作为评估所有文化论证的普适工具。

讲座中，Tindale 教授通过生动的案例展示了非西方文化中的独特论证魅力。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心理学家 A. R. Luria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游牧民族进行了著名的逻辑测试：“极北方的熊都是白色的，新地岛在极北方，那里的熊是什么颜色？” 一位者受试者给出了或许出人意料的答案：“我不知道；我见过黑熊，没见过其他颜色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动物：如果是白色的，它们就是白色的；如果是黄色的，它们就是黄色的；…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回答你的话，如果一个人不在场，他就无法根据你的话做出任何判断。”Tindale 教授指出，这绝非认知缺陷，而是农民们坚守一种严谨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拒绝接受脱离现实生活体验的抽象前提。这并非如早期西方学者所认为的 “认知水平低下”，而恰恰展现了一种严谨的、深植于生活经验的认识论承诺。

对此，Tindale 教授建议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民族学（Ethnology）和论证的交汇点上，即由他提出的“民族论证”（Ethnoargumentation）。民族学探索不同民族和文化中的实践，它关注地域以及那些促使一个‘世界’得以显现的相关经验。论证则识别并涉及不同民族和文化中的特定实践。因此，民族论证涉及探索不同民族和文化中的论证实践。并且，不同于关注不同文化间论证交流的跨文化论证，民族论证将深入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的底层，以考量它们是如何与那些从其他地方吸收或接纳而来的主流传统实践相关联地演变。

随后，Tindale 教授对当今西方主流论证模型-图尔敏模型（Toulmin Model）进行了深刻剖析。他分析了图尔敏最为人熟知的一个经典论证案例：“哈里是英国臣民（British subject），因为他出生在百慕大。” Tindale 教授指出，要使这一论证成立，我们必须预设“大多数出生在百慕大的人都是英国臣民”，而这一预设暗含着浓郁的西方传统思想。当代论证理论家们在反复使用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例子，却又极少去思考其背后的潜藏意味。Tindale 教授表示他提及这一例子的目的是为了再次强化这一观点：即便是图尔敏这样的当代论证理论大家也未能完全摆脱西方传统的某些隐性束缚。

在讲座的尾声，Tindale 教授郑重呼吁，学术界必须走向民族论证。在方法论层面，他指出，民族论证一方面鼓励学者们开发全新的研究工具，另一方面也主张对现有工具（例如，图尔敏模型）进行拓展使用。更为关键的是，Tindale 教授强调，民族论证绝不能仅仅局限于“逻辑（logos）”或论点本身，而必须全面考量论证情境中的其他维度。借用亚里士多德的经典术语，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品格诉求（ethos）”与“情感诉求（pathos）”，去发掘、恢复那些在历史长河中被边缘化的本土论证模式。只有建立在平等、动态与多元基础上的论证理论，才能真正促进跨越文化边界的深度对话。本次讲座在深刻的思想碰撞中圆满落幕，为师生们理解不同文化中的论证模式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全新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