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8日下午，“桂诗春讲堂”系列讲座第八讲在白云山校区第八教学楼306室举行。本期讲堂特别邀请了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语文》原主编、著名语言学家刘丹青担任主讲，讲题为“汉语类指成分的库藏地位及其句法后果”。讲座由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徐海教授主持，中心主任赵晨教授、专职研究员石定栩教授、胡建华教授、冉永平教授、张庆文教授、程航博士，英文学院魏在江教授，以及来自各学院（研究中心）的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在讲座开始前，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赵晨教授为刘丹青教授颁发主讲证书，并合影留念。

刘丹青教授首先从指称的外延和内涵谈起，回顾了与指称相关的几组传统逻辑概念。随后，他介绍了光杆名词和类指的含义和内容，并对以Longobardi（1994）、Chierchia（1998） 和Rijkhoff（2002）为代表的三类不同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比较，由此引出库藏类型学研究的基本思路：（1）认为语言之间的对应不一定在同一个范畴上进行；（2）特别注重可见事实、不轻易涉及隐形范畴。

汉语中的类指成分由种类量词引导的名词短语（如：“那些种类的书”、“熊猫这种动物”）和光杆名词（如：“书”、“熊猫”）来表达。在存在句和特定的事件性谓语（stage-level predicate）中，由种类量词引导的类指成分可以指称无定个体。在这种类指表达的手段上，汉语类指符合Wilkinson（1995）以及Chierchia（1998）所论述的英语中由种类义名词引导的类指成分表达无定个体指称的情形（例如：“That kind of book is on the shelf.”）。

刘丹青教授指出，类指成分是 “抑制外延、凸显内涵”的指称成分。其本质是“指称的外框”放置“属性”。所以在语义层面仍有外延，仍是指称性的，但是表达效果侧重于凸显共同属性，而不再凸显集合中的个体。

因此，当汉语光杆名词作为类指成分和量化关系相互作用时，表现出不同的类型学特征。例如，当类指成分出现在不同句法位置时，其内涵和外延凸显程度不同。在主语位置上，由于该位置还能获得全称量化解读，类指成分除了表达类指义还兼有全量义（“所有”）或自由选择义（“任何”），此时外延得到凸显，例如：“熊猫（这种动物）吃竹子。”而在宾语位置上，由于该位置受到动词管辖，无法得到全量解读，仅表达类指义，此时外延受到抑制，而内涵相应地凸显出来，例如：“他们公司要生产灯泡（这种东西）”。所以，即便处在主语和宾语位置的类指成分呈现不同程度的外延，由于其内涵相同，仍可通过相同的语言单位来表示，外延不同并不影响它们被视作同类指称成分。

刘丹青教授认为，在现有的类指研究，尤其是形式语法的研究中，往往习惯用外延主导的分析框架，将所有的指称成分纳入到有定性范畴统辖的范围内。而对汉语类指的研究或应跳出外延主导的语义框架。由于语言的库藏影响语言学研究，在有定范畴发达的语言（以印欧语为代表）基础上构建的语言学理论更加注重从外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汉语并未发展成为具备充分有定形式的语言，所以保留了光杆名词表达类指的功能。这种褪尽所有外延包装的库藏形式是极为珍贵的，是更加干净、彻底的类指，让我们更容易看到类指的语义本性。所以，汉语光杆名词作为类指的理论启示在于：在刚性要求无定个体解读的槽位，仍可以用来表达类指，而无定的解读则是类指成分在语境压制下的扩展功能。即在保留凸显内涵的类指功能的同时，借助其他能量获得外延性的个体解读。光杆名词的语义本性就是类指。

随后，刘丹青教授对光杆名词类型学方面的代表性观点进行了评述，包括：Chierchia（1998）、白鸽（2018）、Rijkhoff（2002）等。并着重对以Cheng & Sybesma（1999） 和Huang, Li & Li（2009）为代表的关于汉语光杆名词移位的句法操作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讨论。此外，刘丹青教授引述陈平（1987, 2006）和Jenks（2018）中的观点，强调了讨论汉语DP结构需进一步考察指示词的作用。

刘丹青教授还论述了汉语类指成分的句法分布情况，并详细列举了类指成分出现在主语、宾语和“把”字宾语位置的各类情形。最后归纳总结了类型优先的指称类型特点给汉语带来的四大句法后果：（1）适合类指的句法槽位优先使用光杆名词；（2）离合词丰富、活跃；（3）非受事宾语种类丰富；（4）类指成分话题化功能强大。

报告共持续两个小时，刘丹青教授的讲解生动、详尽，内容丰富。在随后的互动问答环节，刘丹青教授回答了石定栩教授和胡建华教授的提问，并同在场师生进行了交流。最后，徐海教授对整场讲座进行了精彩点评。至此，本期讲堂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