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4日下午，南丹麦大学Stephen J. Cowley教授、多伦多都会大学余红兵副教授和夏威夷大学郑东萍副教授应邀分别带来了题为“Valued novelty as languaging; valued novelty as living action”、“Modelling extends into language and world-making”，以及“Novelty by design in second language studies”的三场讲座。此次讲座为我中心续论研究室暨二语与外语教学团队系列研讨活动，在北校区一教南楼107教室举行。讲座由秦丽莉教授主持，王初明教授、魏在江教授、牛瑞英教授、王启研究员等出席活动。此次学术讲座吸引了众多听众，包括中心和相关院校的教师、硕博士研究生。

Stephen J. Cowley教授讲座中

第一场讲座中，Cowley教授从言语行动(languaging)的角度对“续”进行了新的阐释。Cowley教授以“项圈问题”(Cheap necklace problem)的实验结果为例，指出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计算能力，还需要行动(action)、主观能动性(agency)、实践(practice)以及言语行动(languaging)，并由此引出本次讲座的主题“Valued novelty as languaging; valued novelty as living action”。Cowley教授表示，“续”是能动性和实践的组成部分，并且“续”本身依赖行动完成。“续”具有递归性，即在“续”的过程中，学习者会使用言语行动来进行实践。接着，Cowley教授通过引入“自然本体论”(naturalist ontology)、“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和“中介世界”(a middle world) 等概念解释言语行动及其重要性。随后，Cowley教授从“认知工程”(epistemic engineering)的角度对符号描述(semiotic description)进行了重新解读，并强调学者不能过分关注语言形式(词语，规则等)，而要关注言语行动过程。最后，Cowley教授指出，主观能动性(agency)、实践(practices)和言语行动(languaging)是一体的，而“续”在扩展认知工程(epistemic engineering)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余红兵副教授讲座中

第二场讲座中，余红兵副教授首先肯定了Cowley教授关于言语行动(languaging)的报告，并提出了自己对于“中介世界” (the middle world)的理解。随后，余教授介绍了模型(model)的定义，即模型可以理解为在外部（通过一些物理媒介）被想象或制造的形式，以代表一个物体、事件、感觉等，称为参照物(referent)；或代表一类类似或相关物体、事件、感觉等，称为参照域(referential domain)。接着，余教授进一步指出，模型(models)不是符号(signs)，而是任何具有显著潜力的意义形式。此外，模型和符号在本质和功能上都有较大区别：模型(models)意味着替代(supersede)，而符号(signs)则代表着象征(signify)。余教授还阐述了与符号(semiosis)相结合的建模过程(modeling)，并强调了模型的突显性(salience)、易懂性(accessibility)和可操作性(operability)。最后，余教授通过分享自己改良版的皮尔斯符号学三角模型关系图和意义生成三个维度关系图来进一步说明建模和符号之间的关系。改良版的皮尔斯符号学三角模型关系图主要包括意旨(significate)、表征(epresentamen)和阐释(interpretant)三方面。意义生成关系图包括存在维度(existential)、表征维度(representational)和解释维度(interpretational)，其中存在维度(existential)属于存在建模(existential modeling)，而表征维度(representational)和解释维度(interpretational)则属于符号建模(semiotic modeling)。余教授指出，建模(modeling)和符号(semiosis)既相互交织又相互作用，并在创造和推动意义生成(meaning-generation)的过程中轮流发挥着重要作用。

郑东萍副教授讲座中

在最后一场讲座中，郑东萍副教授以“Novelty by design: A case of designing a panda virtual reserve for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and bilingual development”为题，分享了她们团队关于超语(translanguaging)的跨文化意识和双语发展研究。郑教授首先回顾了Cowley教授关于“新生态语言学”(New Ecolinguisitcs)的报告，并结合生动有趣的例子解释了“超语”的定义和基本内涵。接着，郑教授介绍了García等人在2017年提出的超语模型，包括“立场”(Stance)、“设计”(Design)和“转变”(Shifts)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该模型，郑教授从设计(Design)的角度出发，结合《孙子兵法》所提出的“布局”(Channeling)理念展开实证探讨。借助实证研究中的有趣发现，郑教授强调布局在超语实践设计中的重要意义，即通过布局，“造成形势”(Creating propensity, powers, situations, events)，让语言学习“自发自动”(Agentic)和“持续发挥”(Sustaning)。

讲座后部分师生合影

2024年6月25日上午，Stephen J. Cowley教授、余红兵副教授以及郑东萍副教授应我中心续论研究室暨二语与外语教学团队邀请，围绕“Living in languaging”这一主题开展了座谈交流会。此次座谈会由彭红英博士主持，在八教307室举行，王初明教授、秦丽莉教授、牛瑞英教授、王启研究员等出席活动。

首先，郑教授接“续”24日讲座内容，对言语行动(languaging)和超语(translanguaging)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说明。与会专家发表了自己对言语行动和超语的理解。王初明教授表示，“续”的过程也是一种言语行动(languaging)，在这一过程中学习者需要从自己和他人的经历中获取经验。随后，Cowley教授谈及对“power”和“competence”二者的理解并指出其中不同，“power”是一种与具体情景相关的能力，而“competence”则是人本身所具备的能力。谈及人工智能对言语行动和超语的影响，郑教授指出，中英文名词之间往往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人工智能有时也无法准确地传达出词语所蕴含的意义。Cowley教授进一步表示，人工智能并不能进行言语行动。最后，与会专家就超语(translanguging)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展开讨论。王初明教授指出，超语源自于课堂观察(classroom observation)，但超语在外语课堂教学中的运用可能带来负向结果，造成中式英语。Cowley教授认为，对于是否在课堂中使用超语这一问题，教师应依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使用超语，以及使用频率等。

座谈会尾声，与会教师和硕博士生积极提问，现场的专家耐心地解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互动气氛热烈。至此，本次座谈会圆满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