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0日上午，中国海洋大学于国栋教授应我中心邀请，作题为“CA & CA for Pragmatics（会话分析及用于语用学的会话分析）”的学术讲座。此次学术活动由雷容副教授主持，冉永平教授、赵林森副教授、黄旭副教授等，以及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向的博硕士研究生参加了讲座。

在讲座中，于教授首先明确了会话分析的基本定义，指出会话分析是一种定性、实证且归纳性的方法，致力于分析社会互动，其核心在于揭示人们在对话中如何通过有序、反复出现的社会实践来完成特定的社会行为。随后，于教授探讨了会话分析的研究目标与哲学立场。于教授强调，会话分析旨在发现、描述和阐释互动中的行为实践，这些实践是参与者用以构建和理解社会行为的重要资源。会话分析研究秉持“凡事皆有意义”的基本理念，认为互动中的任何细节都可能至关重要。研究者应以客观科学家的立场，本能地对细节进行精细的分析，从而深刻理解社会行为的组织方式。

在阐明了“会话分析是什么”之后，讲座自然过渡到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会话分析”。于教授指出，会话分析为我们理解互动、社会乃至人类自身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它不仅是一种分析方法，更是一种认识世界的途径。通过学习会话分析，我们能够掌握理解、阐释和建构社会现实的方法。于教授还强调了会话分析在教学与个人成长中的深层价值，即它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认识世界、理解他人，并最终实现对自我的深刻认知。

在明确了会话分析的定义与价值后，于教授进一步带领听众深入探讨了会话分析在方法论方面的核心特征。于教授指出，会话分析强调自然观察，视日常对话为人类社会性的原始场域，主张通过“近距离观察”来发现互动中无处不在的秩序。在此基础上，他阐述了会话分析对社会行为的关注，即研究参与者如何通过话轮设计、序列位置构建等方式完成具体的社会行为，并强调这些行为背后所蕴含的规范性与道德责任。

讲座随后深入到会话分析的程序性方法，于教授解释了互动是如何通过序列结构和“下一话轮验证程序”等机制，一步步向前推进并被参与者共同构建。他特别强调，会话分析要求研究者采取主位视角，即立足于交际参与者的立场，基于互动的细节和实证证据，而非研究者的主观臆断，去理解互动的组织方式。此外，于教授解析了何谓参与者取向。他解释道，“取向”指的是参与者对互动规则或意义的意识与遵循，而他们的实际行为正是这种“取向”的证据。通过“规范-取向-行为”的三角关系图示，于教授清晰地阐明，社会规范通过参与者取向体现在具体行为中，研究者正是通过分析这些行为来推断其背后的取向和所遵循的规范。

接着，于教授详细拆解了“如何进行会话分析”的完整研究路径。他指出，数据收集与转写至关重要。鉴于互动中的沉默、语调等细节均承载意义，研究者需借助精细的转写系统再现这些特征，并反复对照原始音像资料进行修订。在识别候选现象阶段，于教授强调研究起点可以多元，无论是源于“无动机的观察”还是理论兴趣，皆可成为切入点。他引用Lerner教授的经典提问，引导大家思考互动行为的构成特征、序列位置及其社会目的。之后，他讲解了从个案到语料库的构建，借用Drew教授“撒网捕鱼”的比喻，说明研究者需广泛收集实例再筛选典型案例，强调扎实的研究往往建立在实例的对比分析之上。此外，于教授以自己关于道歉的研究为例，具体展示了如何对现象进行多维度剖析。

在此基础上，于教授将讲座推向了理论抽象层面，深入探讨了如何从具体的互动行为中提炼出普遍的社会规范。他阐明，会话分析的核心目标是从纷繁复杂的个别现象中剥离出本质，分离出不依赖特定情境、具有生成性的互动模式。他进一步阐述了行为、序列与社会规范之间的联系，指出在会话分析视角下，每一次具体的语言使用都被视为一种“证据”，指向并体现着某种预设的深层社会行为模式。这种双向诠释过程意味着，研究者既从个案中归纳模式，又依据模式解读个案。这些从互动中浮现的模式具有规范性本质，是社会成员默许遵循的准则，也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基石。

在讲座的后半段，于教授将视野拓展至语用学领域。他首先引用了Levinson的观点，指出会话分析是“语用学领域最杰出的实证传统”，并展示了《牛津语用学手册》等权威文献，呈现了会话分析在语用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他介绍了Michael Haugh、Arnulf Deppermann等学者在“用于语用学的会话分析”领域的贡献，指出这一交叉领域旨在利用会话分析来研究语言使用中的意义建构。于教授最后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将语言使用置于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进行考察，即社会文化领域，关注宏观的社会规范与文化语境；互动领域，聚焦于具体的互动行为与序列组织；语言领域，将语言本身视为实现社会行为的资源。他强调，真正的互动语言学研究，必须将这三个领域结合起来，既要关注微观的互动细节，也要理解其背后的社会规范与文化动因，从而实现对人类交际行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在深入探讨了会话分析的核心理论、操作方法及其在语用学中的整合框架后，于教授的讲座进入了最后的反思与总结阶段。他首先对中国会话分析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深刻反思，引用了Luke教授的观点，指出会话分析在中国仍处于广为人知但相对理解不深的阶段。于教授剖析了当前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几个误区，例如，将技术性术语等同于真正的会话分析，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民族方法论根基；或是将研究停留在“讲故事”和“心理揣测”的层面，而非进行严谨的序列分析；此外，他还指出了研究者视角错位、机构性研究缺乏扎实基础训练等问题。他特别强调，许多研究者误以为掌握了转写和术语就是掌握了会话分析，这如同“给一把没有安装刀刃的瑞士军刀贴上名牌标签”，徒有其表而失去了其核心的分析力量。

此外，于教授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他提出了几个关键的思考点，包括如何在机构性语境中开展扎实的会话分析研究，以及如何处理好普通话语言本身及其翻译所涉及的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问题。他强调，未来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会话分析基本方法论的深刻理解和严格训练之上，才能真正发挥其解释力。

最后，于教授以一句来自社会学大师Erving Goffman的名言作为整场讲座的总结：“我们需要手持金铲、能在恰当地点挖掘的人。”他解释道，此处的“金铲”正是指代“用于语用学的会话分析”。这句话不仅点明了本次讲座的核心主旨，也寄予对在场博硕士研究生的殷切期望，即希望大家都能成为“手持金铲”的研究者，运用会话分析这一强大而精密的工具，在人类互动的复杂土壤中，挖掘出那些隐藏在平凡话语之下的、深刻而普遍的社会秩序与意义。

讲座的尾声并未随着最后一张幻灯片的展示而结束，在互动提问环节，多位师生结合各自的研究踊跃发言。面对每一个问题，于教授都耐心倾听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了深入浅出、生动幽默的解答，现场不时响起会心的笑声与掌声。这场持续两小时的讲座，不仅系统梳理了会话分析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脉络，更通过深入的互动交流，为在场师生打开了运用会话分析工具探索语言与社会互动奥秘的新视野，有助于推动会话分析与语用学的交叉融合，帮助产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